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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中国新开书店4061家,新开数是关店数的2.6

把读者请回书店,把图书送进家门

求新求变的不只有新入场的外来者,依附于老牌国企出版社的书店也在努力跟上时代的步伐。

每个周六周日,外研书店总店都在上下午分别安排一场故事会,邀请学龄前的小朋友和他们的父母们参加。由店员给孩子们讲绘本故事,并带着大家一起做手工。

有些来参加活动的孩子还没到上幼儿园的年龄,懵懵懂懂的,会在店员认真讲故事时,突然起身,到处溜达;或者在做手工时,抢别人东西,甚至哭闹。店员们也不愠不恼,耐心地安抚、辅导着每个孩子。

店员们的日常工作只负责清仓理货收银。为了办这些活动,他们专门去找幼儿园老师学怎么讲故事、怎么折纸、怎么捏橡皮泥。有时参加故事会的十几个孩子一起吵吵闹闹时,你能明显感受到店员们的不知所措。毕竟他们并非专业人士,自己在家面对独子时都难免焦头烂额。

即使如此,故事会仍每个周末坚持举办4场。疫情期间无法保证规律频次时,活动甚至是完全免费的。摆脱疫情困扰后,书店也只是象征地单次收十几块钱的手工材料费,虽然活动的内容形式和社会上昂贵的亲子早教机构大同小异。

外研书店总经理付帅告诉记者,店里并不会因为举办这种活动增加收入,他们就是想通过这种方式,把孩子们吸引到书店里来。“读者是需要一代一代培养的,”付帅说,“现在父母都希望孩子多读书,那我们就提供条件,让他们在书店里长大。”

少儿活动并不是外研书店唯一的文化活动。针对不同年龄段和兴趣的人群,外研书店总店及东升科技园分店每年举办的各类文化活动累计超过500场次。

这些活动绝大多数都面向全社会,纯公益不收费,唯一目的就是:把久违的读者们请回书店里来。书店首先得有人来,而在付帅看来,真正把人吸引进书店的,不应只是独特的区位优势和精美的装修设计。

除了把读者请回书店来,他们还想办法把店里的书送到读者家里去,比如和外卖合作。

现在的美团外卖不只能送餐,还能送书。这一创新突破,有赖于令人怨声载道的疫情。去年二三月份疫情最紧张的时期,在北京市委宣传部等部门的牵头下,北京72家书店和美团外卖合作,通过外卖把书送到读者手上。美团几轮外卖送书促销活动的销售冠军,都是外研书店东升科技园店。

外研书店东升科技园店的店长李珊告诉记者,他们在2018年建店之初,就非常注重对附读者情况的调研。由于开设在科技园内,他们在开店前,就通过调查问卷等形式了解科技园企业员工及附居民的阅读需求,并建立起了读者微信群。群里读者们多数是在附工作的职员或住附的居民,正好与外卖可送达的距离吻合。

读书又不像填饱肚子那样紧急,会有人着急看书到用外卖下单吗?刚开始李珊也很含糊,没想到真有人迫切地等着买。他们多是无法返校上课的学生,大量下单字帖、生字本等文具。为了凑单,家长也会同时挑一些其他书。

曾几何时,外研书店不过是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的门市部。背靠外研社这棵大树,外研书店一度底气十足,可以自信满满地说出:“如果一本外语书在外研书店找不到,那么在其他书店也不必去找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甚至曾出现过烈日炎炎的盛夏,店员们在店内午睡,读者们在店外排队等开门的场景。

现在已很少再有书非要到特定书店才能买到的情况。时代在变,读者在变,书店也必须跟着变。付帅和同事们变着花样往“外研书店”这个旧瓶里灌新酒,想方设法把因网购折扣流失的读者,重新请回书店里来。与此同时,他们也在扩大书店文化服务的地理范围,即使因疫情重挫,外研书店仍在去年10月再开分店,甚至计划向外地进军。

书店的价值不限于卖书

冯禛计划五一从无锡来北京玩。这不是她第一次来北京了,因此请当地朋友推荐些不那么俗套的旅游景点,没想到互不相识的两人推荐的线路里,不约而同都包括书店:想看前门城楼最美夜景,可以去PageOne北京坊店;想逛四合院细品京味文化,可以去正阳书局。

“北京就是北京,真正的文化之都。景点里有书店,书店也是景点。”冯禛边做旅游攻略边感慨。而这正是北京市委宣传部等多个部门竭力想要给市民及外来游客留下的印象。

2020年,北京全市新开书店639家,领先于其他省份,成为当之无愧的年度“中国书店之都”。北京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王野霏表示,北京实体书店的建设速度,与城市的文化底蕴、经济发展,以及独特的政治优势,都不无关系。

据王野霏介绍,2020年北京市区两级财政部门共统筹专项资金2.4亿元支持实体书店建设,超过“十三五”前四年的总和。借力真金白银的投入,截至2020年底,北京市超额完成了每万人拥有0.8个书店的上年度规划,实现每万人0.9个书店。

仿佛只是小数点后的毫厘之差,北京市政府各级相关部门却付出了巨大努力。具体到几乎每个街道都要掘地三尺,挖出一块公共空间,由街道牵头吸引书店入驻。采访过程中,个别为此挠破头的基层干部悄悄向记者抱怨:不明白市里为什么从上到下对书店这个小生意下这么大功夫。

北京似乎并没有把实体书店当成小生意,而是上升到了基础设施建设的层面。去年疫情最严峻的2月份,北京市委研究决定,无论北京疫情多么严重,超市、商场、实体书店不能停业。2月26日,《关于应对新冠病毒疫情开展北京市实体书店扶持项目征集工作的通知》,提出16条针对扶持政策,为实体书店紧急输血。在疫情最猖獗时,北京仍有200多家书店开门。尽管那时上门购书的读者寥寥,但其坚守,却仿佛于灰暗中给人们精神上点燃一抹光亮。

开店容易经营难。实体书店转型升级已经是全行业喊了多年的口号。像全民畅读书店那样混业经营,像外研书店那样多做文化活动,是很多书店都做过的探索。可一方面经营者会受到书店变得面目模糊的质疑,一方面不少书店举办的读者活动不仅不赚钱还赔钱,也令书店苦之久矣。

“我们不妨换一个角度看这件事:实体书店正在变成一个城市的文化容器。”致力于书店行业研究的百道新出版研究院院长程三国认为,“越来越多的实体书店体现出的公共文化服务价值远超商业价值。”

有些由政府出钱的公共文化服务,比如建社区图书馆,要提供场地、人员、馆配,花的钱不少,吸引来的读者却有限。而如果通过提供房租和税费等方面的优惠政策,吸引实体书店入驻社区,由其自主经营,并承办文化活动,政府的开销不仅将大幅降低,还满足了附居民的阅读需求。

大隐书局从4年前开创之初,就不再只把自己定位为卖书的零售商。他们花更多心思,围绕图书设计出各类文化活动,把这些活动作为产品,出售给各类机构。短短4年间,大隐书局已为党政组织、社会团体、企业机构、公益场馆等提供了1000场次的文化活动,并在这个过程中逐渐形成属于自己的文化服务品牌。

上海大隐书局有限公司董事长刘军解释说,“这样书店能够从过去只是单一靠读者到店才能实现价值,发展为书店将好的作家、好的编辑、好的图书资源整合,以文化服务的方式走出去。”刘军介绍说,向各类机构出售书店品牌的文化活动,现已占大隐书局总体收入的40%左右。

“中国实体书店的数量和颜值,毋庸置疑已是世界顶尖,这方面的竞争堪称进入无人区。由于没有图书定价保护制度,中国书店面临的商业模式挑战,目前也是世界上最艰巨的。但这也意味着我们的后发优势更大、机会更多。”程三国说,“如果未来中国实体书店行业,能在文化产业和公共文化服务这种双循环模式下创新成功,相信届时我国书店的发展质量也必将领跑世界。”( 作者:尹 袁全 梁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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