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陵考古队队长：霸陵谜底揭开背后，是考古人55年的接力

12月14日，国家文物局举行“考古中国”重大项目进展工作会，公布了汉文帝霸陵所在地确定为陕西省西安市白鹿原江村大墓，而非史料记载的凤凰嘴。这一成果破解了汉文帝陵墓位置的千古之谜，也让汉陵考古项目备受关注。

作为汉陵考古队队长，马永嬴这两天忙得像个陀螺，在完成日常考古工作的同时，还要面对突然涌来的各路关切。“没想到这次会受到那么多关注，大家看到的只是我们的高光时刻。”

“我们的工作就是通过探寻大地，来补证历史。”在马永嬴看来，这正是考古工作的意义所在，如同霸陵考古队院里立着的那块刻字大石——“叩坤补史”。

从凤凰嘴到江村大墓，千年的谬误究竟是如何一步步被修正？12月15日，新京报记者与马永嬴聊了聊霸陵往事。

霸陵位置何以成为千古之谜？

新京报：汉文帝霸陵选址白鹿原可能是什么原因？

马永嬴：汉文帝已经逝去，没法再告诉我们准确答案，一切都只能基于合理猜测。

我与焦南峰老师曾合撰《西汉帝陵选址研究》一文，系统分析了西汉帝陵选址受到诸如传统葬俗、风水思想、政治形势以及皇帝个人好恶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在我们看来，汉文帝霸陵选址白鹿原，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解决其母薄太后的丧葬礼仪问题；二是政治需要，为了扼守交通要道，防御东方诸侯；三是文帝个人情感因素的影响，囿于种种原因，他本人可能并不希望葬在父亲身边。

新京报：为什么凤凰嘴会被误认为是霸陵所在？

马永嬴：这个谬误有多方面的原因。

典型的西汉帝陵封土一般都有30多米高，据测算，其土方量可达30多万立方米，需要动用大量劳动力。汉文帝考虑到节俭民力，临终留下遗诏：“霸陵山川因其故，勿有所改。”这是什么意思呢？他希望入葬的陵墓，原始地貌是什么样就什么样，不要人为封土。

朝代更迭，汉文帝霸陵因没有封土，后人很难找到。但窦皇后陵有封土，位置很明确，有人猜测汉文帝的霸陵也在附近。而在其北边2000米的位置，刚好有一个凤凰嘴，从灞河谷地往上看，气势俱全。后人就推测，汉文帝的霸陵就在凤凰嘴。

北魏地理学家郦道元在《水经注》中曾提到，霸陵在白鹿原上面。元代骆天骧在编纂的《类编长安志》中记述，“文帝霸陵在京兆通化门东四十里白鹿原北凤凰嘴下。”因此，后人认为凤凰嘴就是汉文帝霸陵的封土。

汉文帝霸陵如何现世？

新京报：起初江村大墓是如何被发现的？

马永嬴：首先，我们查阅了大量关于霸陵的文献，发现关于霸陵在凤凰嘴的记载未必准确。另外，此前也曾进行过多次考古工作，1966年、1975年，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王学理先生等对霸陵、南陵（薄太后陵）的从葬坑进行了抢救发掘；1980年代，刘庆柱、李毓芳先生对霸陵、南陵进行了全面的考古调查、测量工作。

2006年，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在霸陵陵区进行抢救性勘探和试掘，发现了江村大墓及其陪葬坑等，为确定霸陵的具体位置提供了重要线索。当时，我们只能推断这是一个级别很高的陵墓，但无法确认墓主是谁。

2011年到2013年，根据西汉帝陵大遗址考古工作计划，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焦南峰研究员带队对霸陵、南陵陵区展开了大范围的考古调查与勘探工作，大致探明了两座陵区遗存的分布范围与形制布局。但我们还是缺乏直接的证据证明这是汉文帝霸陵，例如写有“霸陵”二字的文物等。

2017年，关键性证据出现了。我们发现了窦皇后陵和江村大墓的外围有更大范围的陵园园墙遗存，这说明江村大墓与窦皇后陵处于一个大陵园中。西汉的皇帝和皇后合葬使用的是“同茔异穴”的葬制，而同一个大陵园体现的就是“同茔”。

新京报：如何证明江村大墓就是汉文帝霸陵？

马永嬴：主要有四方面的证据。第一，江村大墓有4条墓道，呈“亞”字形。在汉代，这是最高级别的墓葬形制，只有皇帝皇后可以使用；第二，在外藏坑发现了官印，比如“中司空印”等，这说明外藏坑象征地下官署机构，数量众多的外藏坑围绕江村大墓，它的墓主非皇帝莫属；第三，窦皇后陵和江村大墓的外围有更大范围的陵园园墙遗存，这说明江村大墓与窦皇后陵处于一个大陵园中，体现了“同茔异穴”的葬制；第四，对凤凰嘴进行考古勘察后，没有发现墓葬和相关文物。

新京报：这些考古发现有哪些重要意义？

马永嬴：确定江村大墓是汉文帝霸陵，具有四层重要意义。

第一，有重要的学术意义。汉文帝开启了“文景之治”，当时是西汉转型的过渡时期，国家的治理体系和政治思想都在发生改变，这些必然会反映在帝陵制度上。霸陵位置的确定，以及陵园形制的掌握，弥补了西汉帝陵发展演变的关键环节，对西汉帝陵制度的考古学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第二，有助于研究西汉政治制度发展演变。霸陵的双重陵园、帝陵居中、象征官署机构的外藏坑围绕帝陵布局等，均为西汉帝陵中最早出现，表明了皇帝独尊、中央集权的西汉帝国政治理念的初步确立。

第三，从文物保护的角度来说，我们找到了真正的霸陵，这有利于后续对遗址本体的保护。

第四，南陵出土了较多带有动物形象的金银器，包括熊、狼、豹子等。这些金银器具有典型草原文化风格，体现了中原文化和草原文化的交流，这也可能与汉文帝曾受封为代王的经历有关。

“汉文帝主墓暂时不会进行发掘”

新京报：考古队接下来有哪些计划？

马永嬴：首先把我们没做完的考古发掘工作继续做完，另外，考古资料的整理研究也要加快进度。

我们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就是协助地方政府尽快出台霸陵、南陵的保护规划，切实有效地保护好这个珍贵的文化遗产。

新京报：汉文帝的主墓会继续发掘吗？

马永嬴：不会。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国家文物政策规定，皇帝皇后级别的陵墓不能随便发掘；二是我们的文物保护工作还有待进一步提升，而这些墓里可能会出现大量脆弱质的物品，比如漆、木器、丝绸制品等，现在还没有有效的保护技术。

所以，我们把这笔财富留给后人，等到技术成熟、他们的研究需要，再继续发掘。现在需要做的是，好好保护这些陵墓。

新京报：如何看待此次考古成果引发的关注？

马永嬴：说实话，我没想到关注度会这么高。现在，大家对传统文化越来越关心了，公民素质也越来越高了。从文物保护的角度来说，想让更多社会力量参与文物保护，也需要这样的关注度。

“我们通过探寻大地，来补证历史”

新京报：考古工作人员的日常是什么样的？

马永嬴：我们是一个考古科研项目，但又与其他的科研项目不一样，我们要到野外去做发掘工作。我们常常开玩笑，说自己是“挖坑的”。考古工作者是通过文物、遗址来研究历史文化，需要实物进行研究。

在我们考古队的院里，立着一块石头，著名考古学家刘庆柱先生给我们题写了“叩坤补史”四个字，高度概括了我们的工作性质——通过探寻大地，来补证历史。

新京报：你当初为什么选择考古工作？

马永嬴：我本来学的是法律专业，但毕业后被分配到了考古单位。一开始做的是行政工作，但我对历史很感兴趣，就跟领导申请去了业务科室，开始做考古工作。1995年，我开始从事西汉帝陵的研究。

这次考古成果发布，是我们的高光时刻。高光散去，我们又回到田间地头，继续栉风沐雨地工作，晚上回来还要查阅史料，做研究工作，挺辛苦的。但每当我们有所发现，或弄清楚一个问题时，就特别有成就感。

以这次的考古项目为例，我们在南陵进行抢救性发掘时，发现了盗洞，没有抱太大希望。没想到挖下去的时候，看到了密密麻麻的彩绘陶俑。当时太兴奋了，感觉像是中了头彩。每当发掘有所收获时，我们都会觉得很有成就感。

新京报：未来有哪些心愿吗？

马永嬴：希望能推动在这儿建一个遗址博物馆，用于保护和展示霸陵、南陵的发掘成果，也能让更多人了解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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