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业化发展要素积累到比较优势

中国向高质量经济增长转型，需要建立一整套与发展阶段相适应的制度体制，与此改革相匹配的是宏观体系的调整。中国作为大国崛起之后，在国际上应更多地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在人民币国际化、服务业、国际规则等多方面和多边接轨。

中国工业化发展：

要素积累到比较优势

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的现代化探索和发展历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1949年至1991年，以农业社会为主体的初步工业化阶段。在这个时期，中国实现了从工业化起飞到突破贫困陷阱的飞跃，经历了国民经济恢复、计划经济体制建立、土地承包制推行和乡镇工业崛起等一系列波澜壮阔的历史事件。围绕要素积累和增长潜力动员，该阶段表现出了典型的制度实验、试错、调整和适应的早期现代化特征，以计划经济为主的体制转向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以计划经济为主的综合平衡转向经济社会多目标调控，以宏观直接管理为主转向微观积极性调动等。尽管都是工业化，但由于体制不同增长特征有着显著差别。1977年以前经济增长体现在实体形态，上涨和收缩多体现在真实GDP上，而1978年以后更多体现为物价的波动，名义GDP波动是关键。计划经济时代，工资物价被冻结，实行实物分配，货币等可能的市场机制逐步退出。改革开放则引进了货币、市场机制，因此其波动也就体现出来。

第二个阶段是1992年至2012年，可称为重化工业化加速阶段。这一阶段中国经济增速高达10.5%，经济波动逐步降低。在这一时期，中国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行对外开放和建立起了宏观管理框架，实现了从低收入水平向中高收入水平的飞跃。其中三个因素推动了这20年经济高速发展，包括出口导向的工业化提供了快速扩张的资本积累;宏观体制保障了经济的平稳运行;城市化进程进入快车道，2011年中国的城市化率突破50%。同时，现代化的制度特征越发明显，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为标志，调控手段基本形成了向开放的市场体制的转型，特别是1994年之后，中国探索进行出口导向的工业化体制，为经济高速平稳增长奠定了坚实基础。

第三个阶段是2013年至2035年，可称为深度城市化阶段，高质量经济增长的转型期。这个时期，中国的城市化率预计将从50%提高到70%以上，其中2019年城市化率突破60%。城市化已经成为新常态的主导趋势和核心议题，服务业比重超过50%，继续实现人均GDP向高收入阶段飞跃，未来20多年将再次面临经济与体制高质量转型。

改革开放前，中国工业年均增长速度为6.4%，对比改革开放后的9.4%虽然有差距，但是从全球来看仍然比较高。虽然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初步奠定了我国工业化的基础，但是计划经济体制存在三个弊端：一是经济增长大起大落;二是有增长无发展;三是重工业生产的产品与老百姓需求完全脱节，供需矛盾导致中国的初步工业化无法继续下去。由于计划经济体制无视个人利益激励导致这种体制不可持续。所以，中国改革开放头一条就是发挥人的积极性，城市中的“物质激励”，农村承包责任制从激励开始，让人民分享到增长的成果，才能使中国经济持续发展。改革开放40多年来的经济高速增长让人们不断分享到经济增长的成果，使得经济发展和个人利益有了激励相容性，这是中国经济取得成功的关键。

改革开放后，中国奇迹的成功经验是实现了三位一体的协调发展，即渐进式改革、对外开放和宏观稳定。渐进式改革、对外开放和宏观稳定在1994年这一关键历史节点高度结合在一起，1994年后中国经济逐步走向出口导向的工业化平稳快速的发展阶段。

1992年南方谈话后，中国的改革热情高涨，微观主体被激活了，但是宏观经济表现出严重过热。1994年宏观调控体系逐渐建立，人民币实现并轨改革，人民币相对美元贬值。人民币贬值后的1995年，中国结束了贸易逆差的历史。从那时起到现在，中国在对外贸易中一直保持顺差。中国从原来内部的工业化转向了基于开放的工业化过程或者出口导向的工业化，直到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得益于对外开放和全球化发展。

这里的开放有两个基本概念，一是宏观定价，它决定了中国的比较优势。中国通过人民币并轨一次性贬值的宏观定价，扭转了此前一直以来的出口逆差，实现顺差，并轨前后是贸易逆差转向贸易顺差的分水岭。所以，宏观定价是比较优势的重要来源。

二是基于出口导向工业化建立起来的宏观管理体制。1994年后，中国逐步建立起了一套与国际接轨的宏观管理体制。基于出口导向工业化的宏观管理体制主要表现在：第一，货币供给主要基于外汇占款。央行资产以外汇占款为基准，货币发行得到了有效抑制。央行发行的基础货币都是以对外出口商品挣来的外汇作为资产背书发行的;第二，税收基于工业部门增值税为主;第三，建立起政府直接干预的，基于出口导向的产业政策。包括保护幼稚产业，提高国产化率等。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也是服务于出口导向的工业化。

中国高质量转型发展：

要素质量升级与体制安排

2012年，中国工业化达到了顶峰，而且在全球的市场份额也达到相当高的水平。2012年以后，中国工业化的比重开始逐步下降，制造业比重从2013年开始低于2012年，并逐年下降，制造业在GDP的比重持续下降的结构性变化，带来了经济增长的减速，称为结构性减速。与此相关的是，中国制造业出口占全球市场份额也见顶回落，比重逐步下降。基于全球需求规模的制造业比重下降，规模经济快速增长时代逐步结束，取而代之的是以国内需求为主的服务业的比重不断上升，由于服务业的规模效率低于制造业的规模效率，导致经济增长减缓。

服务业比重上升和制造业比重下降符合全球需求定律和竞争定律。需求定律是指随着人民收入的不断提高，物质消费比重下降，服务消费(特别是精神消费)比重不断提高，服务业比重上升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竞争定律是指国际竞争是保持国际贸易份额的关键，比较优势随着一国富裕程度提高逐步下降，比较优势带来的贸易比重不断下降，而靠竞争优势获得的利润不断提高，竞争定律决定了制造业国际份额随着一国的发展而逐步下降。这种“结构性减速”直接导致了中国经济的增速放缓，中国经济只有完成高质量转型，才能进入新的可持续发展阶段。

中国向高质量经济增长转型，需要建立一整套与发展阶段相适应的制度体制，与此改革相匹配的是宏观体系的调整。中国作为大国崛起之后，在国际上应更多地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在人民币国际化、服务业、国际规则等多方面和多边接轨。

2012年后，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和城市化进程发生重大变化，特别是2019年我国的城市化率将突破60%。中国已进入以城市经济为主导拉动经济增长的阶段，城市化率的提高推动消费与服务的比重持续提高。经济转型的三大特征开始发生变化。第一，服务业比重高于制造业，服务业成为主导产业;第二，消费超过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消费提升的关键是提升对广义人力资本有益的消费服务，如科教文卫体娱乐养老等，而不是简单的物质消费升级。第三，提高创新贡献，对冲要素积累的贡献下降。阶段转化需要一整套新的制度安排，改革服务业高度管制的体制，建立新的宏观管理体制来平衡从工业化向城市化平稳转变的宏观系统，建立一套基于大国的规则性国际接轨的开放体制。

当2019年中国的城市化率突破60%，我们面临的主要挑战是比较优势见顶。通过多年的出口导向发展，中国工业品出口占总出口的比重已经达到历史高点。随着我国人均GDP的高速增长，汇率的升值，城市化推动的房价上涨，我国的比较优势，低成本优势逐步消失了，现在需要的是要素质量的升级。

中国的工业化在比较优势逐步丧失的情况下，需要依靠市场激励进行内生性发展，提升要素质量和制度激励架构。生产要素包括两种：一种是传统的劳动力要素和资本要素，这两种要素要升级，包括质量和配置方式;另外一种是新生产要素，包括信息、创意、教育、网络、制度等，要加强新要素的积累。未来不但要实现传统要素升级，还要组合好新要素，使得生产函数能够提升效率，驱动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其中关键是实施知识产权保护制度。

除了需要实现要素升级，更重要的是发挥新要素组合者的作用，即企业家在高质量转变中的巨大意义。熊彼特认为，推动创新的核心动力是企业家，不尊重企业家的制度安排是不可能激励创新的。高质量发展转型根本上是激励企业家能不断产生形成市场激励下的分布式创新体系。只有依靠企业家，才能实现新生产要素组合，发现潜在需求。中国的产业调整应从干预选择型产业政策导向转向依据需求效率变化市场自动配置的竞争性政策。政府要积极转向公共服务型政府而不是生产型政府。谁的效率更高，谁的创新性更强，要素自然按市场就会配置给他，企业家就会蜂拥而至这个行业。所以，政府要改变作为要素积累者和干预者的角色，让位于企业家进行新要素的投资组合，从而建立一套有利于发展激励转型的体制。这是中国高质量转型的关键。

不可否认，政府干预经济增长在一定时期有其历史贡献。但是一旦到达以创新为主的发展阶段，干预就变成了障碍。在这个阶段，政府提供的应该是保护市场体制正常运行的制度性公共服务平台，而不是具有竞争意义的“平台经济”。

当前，中国经济增长面临两大挑战，一是几乎所有积累型要素都处在规模收益递减的过程中，创新的贡献率在下降。二是效率下降后，不得不通过提高杠杆率稳定经济增长。中国的创新需要从政府干预的思维模式转向如何积极激励微观主体转变，政府今年的减税降费提供了一次比较好的实验机会。只不过降税以增值税为主，而不是所得税，所得税对创新更重要。

中国经济向高质量发展转型，要素供给变革，这里面包括了一些不确定性因素。通过消费服务提升了要素质量，但是要素质量能否形成创新活动，而得到效率补充是不确定的;人力资本提高需要跨期补充，这也是不确定的;这两个不确定导致了增长方式难以转变。可以确定的是通过提高教育年限，增加了人力资本存量;改革劳动市场要素配置体制，让要素能最广泛地创新和分散风险;推动纵向创新转向创新生态模式，让更多企业参加创新。关于创新的效率补偿问题一直是一个不确定的问题。国际上多使用两套工具来消除不确定，一是金融工具，二是提高制度质量，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提高劳动力市场质量。金融工具和高质量市场制度建设都必须是在开放和全球化的条件下完成。

中国当前的宏观政策框架是基于出口导向的工业化的宏观体系，今后应考虑向大国模型转型。首先，货币供给是基于外汇占款，随着外汇占款的下降，现在靠提高货币乘数和抵押再贷款来维持货币释放，央行货币供给的改革也日益紧迫。第二，我国的税收以增值税为基准，城市化最重要的是基于所得税与享受福利相匹配，税收减收与城市化公共服务支出刚性的差额也是重要的挑战。第三，我国的产业政策过去以干预保护，强制提高国产化率和招商引资减税作为产业战略，现在需要放松管制，平等竞争。所以，这三个转型也是高质量转型的宏观体制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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