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勒工名”方便追责 南京明城墙和廉政有什么关系？

近日，南京明城墙被列入南京市廉政教育基地。南京明城墙和廉政有什么关系?回看南京明城墙的建造历程，可以发现从城砖的制造、运输到验收、砌筑的全过程，都贯穿着责任和廉政，这是南京在党风廉政建设的独特教材。在开创、完善了一系列财务、法律、用人等制度后，南京明城墙在650多年风雨里成了一面廉政文化的历史“镜子”，在当下仍发挥着其独特的廉政警示作用。

“物勒工名”方便追责　精确到人的层层责任制

作为中国古代军事防御设施、城垣建造技术的代表性杰作，南京明城墙历时28年建成，这项巨大的工程初步估算约耗城砖上亿块。“我们估算了一下，每块城砖重约20公斤，规格约为40×20×10厘米，如果将单块城砖连接起来，足可绕地球赤道一圈。”南京城墙保护管理中心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如此体量的项目工程，涉及的建材、经手的人员都难以估量，要保证工程里的廉洁可谓难度很大。为此，建造中形成了一整套廉政制度体系，以制度来约束人心。

城砖是明初建造京城(今南京老城区)城垣工程中一项最大宗的建材，也是南京明城墙屹立风雨六百五十余载的重要保障。南京明城墙砖文上的“物勒工名”形式，是中国历史上最周密的责任制之一。制造者要把自己的名字刻在上面，以便质量检验和日后追查。这种制度春秋时期已经产生，到战国晚期已经比较完善。为了确保建造京城城墙的城砖的烧造质量，明朝廷要求各地府、州、县地方官员，军队卫、所的士卒，以及县以下里、甲的基层组织负责人，直至造砖人夫、烧砖窑匠均需在砖上留下姓名，以便验收时对不合格的城砖追究制砖人的责任。

因此，城墙建造实现了“层层为上级负责”“层层对下级监管”。这种精确到人的责任制度，有效加强了制砖工序的管理和监督，对参建南京明城墙的百万之众实施有效的管理，确保南京明城墙的城砖质量和数量，在中国建筑史上绝无仅有。

而在长达28年的建造历史里，“物勒工名”的形式也在不断完善。从早期砖文上一般仅有地名、纪年等简单信息，到中期砖文信息逐渐完善，再到成熟期砖文中就出现了府级官员信息，“甲”一级人员及工匠信息也更加完善，一块城砖上记录的造砖人员多达九人。

砖文中记有造砖人夫和监造官员的姓名、地址，这是朱元璋为保证城砖质量采用的层层责任制，如不合格，轻则发回重烧，重则层层治罪，直至砍头。经检测，南京明城墙城砖至今的抗压强度比现代砖的强度还要高得多。

防范以权谋私

朝廷委派“临时官员”

在整个建造过程中，为了防范官吏利用本籍亲族关系谋私现象的出现，在营造都城城墙期间，明朝廷不仅创立了官吏任职地区回避制度，还增设了“临时官员”制度——提调官制度。

城砖铭文中的“提调官”，是明朝洪武年间因都城城墙的建造而在各地府、州、县所设的职官。提调官并不代表官职，也不是常设机构，仅表示明朝某官员(有官职的)在受朝廷委派承担征调事务中的临时身份。建造中在短期内对建材的需求数额巨大，需从直隶(今江苏安徽上海区域)、江西行省(今江西区域)、湖广行省(今湖北省、湖南省区域)等所属大部分的府、州、县征派调运至京城。这些地区官署的官员，在处理所属地域政务的同时，其中一部分官员受朝廷委派充当“提调官”，承担征调各类建材、征派民夫赴京城造砖等各项临时职责。

史料记载，明朝太平府繁昌县(今安徽省芜湖市繁昌县)提调官主簿刘赓就曾经做过“临时官”。他原来是北平宛平县(今北京市西南部市区)的主簿，洪武初年被调到太平府繁昌县，官职未变，身份已成“提调官”。刘氏父子在繁昌主持城砖烧制的数年中，恪尽职守，体恤民情，受到当地民众的爱戴。

验收是建造中的关键环节。南京城墙保护管理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城砖的验收标准，按照“敲之有声，断之无孔”8个字，进行逐级验收。所谓“敲之有声”，是针对“窑匠”，窑匠烧制时不得偷工减料，砖未烧透则敲之声哑;“断之无孔”，是针对“人夫”，人夫制砖时要严格按照工艺标准做砖，砖泥若未踩踏均匀则砖内有气泡。未能达标，均视为废砖。

朱元璋惩贪肃纪

贪腐或将面临被杀、流放

明朝初年，在京城城墙建造期间，朝廷不仅设立制度预防贪腐，还利用财务制度、法律制度等体系来惩贪肃纪。

明洪武九年(1376)，朱元璋办了一起大案，地方官员预先拿着盖有官印的空白账册去户部报送账册、结算钱谷，被朱元璋知晓后诛杀数百名官员，连坐被杀的人数以万计，“论诸长吏死，佐贰榜百戍边”，史称“空印案”。

南京城墙保护管理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朱元璋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实施了一系列新的管理措施，倡导创立了较为严密的财务管理规范，建立了防止官员涂改账册制度，将汉字中的数字“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百、千”，在钱粮等财务登记时改写为“壹、贰、叁、肆、伍、陆、柒、捌、玖、拾、陌、阡”。这一举措对于填补财务管理上的漏洞，确实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同时成为中国历史上金额大写字的首创。

朱元璋还很重视犯罪的防范。他亲自收集了大量案例，编撰了《大诰》《醒贪简要录》《昭鉴录》《臣戒录》《相戒》等，作为从政必读之书，钦发全国，警示和教育各级官吏。

《大诰》编成后，朱元璋亲御午门，面谕群臣，阐明其制大诰示臣民之目的，要求“一切官民诸色人等、户户有此一本”“使民知法”，并要“臣民熟视为戒”“家传人诵，得以惩戒而遵守之”。官府还在民间组织讲读大会，大造声势，“天下有讲读大诰师生来朝者十九万余人”。

朱元璋还命令工部起草章程对付功臣勋贵的渎职行为。牵扯到京城城墙建造有关的贪腐案，无论是工部的官员，还是府、州、县的官员，或是差使，一经发现，朝廷或杀或流放充军，而且录入《大诰》中，以为训诫，昭告天下。有个留守中卫千户所名为郭成，差使监领囚人砌城。一个名为舒余庆的囚人用“钞300贯”贿赂了他，于是郭成就把他放回家了，然后用“钞61贯”，去买了一具死尸，顶作舒余庆埋了。事发以后，郭成被“免死发金齿充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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