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聚合模式起家的高德打车,正面临从业人员和消费者权益保护的两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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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前后,在网约车重资产模式突围受阻时,高德便在地图导航的流量生态基础上,开辟出网约车板块。只不过,相比滴滴等网约车平台,高德采用的是轻资产的聚合打车模式,即融合第三方网约车平台,匹配人车需求就能完成流量变现。
目前,高德打车上的网约车服务商包括阳光出行、T3出行、首汽约车、飞嘀打车、AA出行、曹操出行、神州专车及地方出租车等,高德仅以流量生态接入第三方网约车平台,不自建司机团队,也无须承担运维压力,躺赚佣金即可。
尽管高德打车去年在北京地区推出了自营运力平台火箭出行,同样被列在聚合打车服务中,但按照高德的战略定位,高德打车仍坚守聚合平台定位,火箭出行则属于网约车模式探索。这也就是说,押注聚合打车模式,是高德打车未来一段时期内的战略重心。
聚合打车模式虽轻,但责任未必就能撇清。作为“中间商”的高德打车,原本就属于网约车平台和消费者之间的又一平台方,不仅涉及从业者成本分摊问题,而且也关乎到消费者安全保障的责任认定。
长期以来,监管对网约车市场的管理更多集中在运力平台身上,而聚合打车缺乏相应的配套管理措施。随着高德、腾讯、美团、百度等平台企业相继布局聚合打车业务,大量的消费者和网约车司机涌入这一新模式,监管的标尺也更加精准,尤其细化了聚合平台在安全事件中的赔付责任。
不过从高德打车的服务模式来看,其尽可能弱化了自身责任边界,无论对乘客还是从业者,高德打车极力降低自身的担责风险。当乘客和司机共同在平台上履约,高德作为聚合服务主体,自然难逃关系。
除了急于撇清责任,高德打车在竞争中采取的低价补贴策略,也伤透了网约车司机的心。有网约车司机向「产业科技」表示,高德打车的价格太低,平台抽成又高,一般在其他平台上没单的时候才选择去高德上跑(车)。“高德的低价打法让整个行业都不太平,总想低价揽客,但也得为司机考虑考虑。”
早年间,高德高管透露,马云不指望高德赚钱,打车更不会成为高德的盈利点。以打车带动阿里本地生活服务频次,或是高德打车的价值锚点。短短数年,高德借聚合的巧劲儿攻入网约车市场,日单量数百万。
可在高增长背后,高德打车安全隐患和价格争议尽显,生态后劲儿尚存不确定性。
盯上聚合,忘了责任
自推出打车业务开始,高德一直坚持聚合模式,聚合模式虽有成本优势,但也存在准入管理难度大、风险跨平台蔓延以及服务质量不易把控等难题。
其中,安全管理是聚合打车平台服务的核心要义,作为消费者网约车服务的起点,聚合平台理应担负起合规责任和风险管理,包括三证资质审核、乘客安全保障机制等。尤其对于超大型流量平台而言,利用场景交叉和算法导流的方式,快速向网约车消费场景渗透,如果平台管理缺位,极易造成风险扩散。
作为头部聚合打车平台,高德打车一方面掌握海量用户,另一方面具备高精地图和算法优势,开拓打车市场可谓轻车熟路。当一众网约车和消费者被卷入高德的聚合模式中,高德的本地生活服务闭环得以形成,同时责任也被放大。
表面上看,高德打车的服务方更多是由第三方网约车服务商提供,平台只提供信息整合、技术接口、支付和通讯等服务;实际上高德打车在路线规划、信息收集、信息使用等过程中,承担了主体角色。
因此,乘客若在平台上打车出现安全问题,平台自身责任本不能撇清。穿透式监管之下,聚合打车模式的管理趋于完善,监管套利的行业乱象被遏制,聚合平台的主体责任也逐渐得到明确。
去年8月,交通运输新业态协同监管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对滴滴出行、T3出行、高德等11家平台公司进行了提醒式约谈,指出部分平台存在侵害从业人员和乘客合法权益、非法营运突出、潜藏安全风险隐患等问题。
针对聚合打车模式,监管强调,“聚合平台要确保接入的网约车平台符合有关规定,督促接入的网约车平台公司加强车辆和人员管理。出现安全事件时,聚合平台公司要依法履行先行赔付责任,并和涉事网约车平台公司共同做好事故处理工作。”
由此可见,聚合平台在监管范畴中已属于安全责任的承担方之一,这也与乘客的认知相符。当行业严监管迈向纵深,聚合平台及网约车企业的安全责任会更加细化,脱责空间收窄,进而确保消费者合法权益。
2022年12月底,交通运输新业态协同监管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再次对高德打车等15家主要交通运输新业态平台公司进行了提醒式约谈,约谈指出,当前仍有部分平台公司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存在随意调整运营规则、侵害从业人员和乘客合法权益、潜藏安全稳定风险隐患等问题,影响交通运输新业态健康发展。
对照监管标准,高德打车似乎仍然在弱化主体责任,以聚合模式为由,将安全责任嫁接给网约车服务商。根据高德打车服务协议,高德打车服务不提供任何形式的网约车服务和出租车运输服务,服务均由第三方服务商提供。
在乘客安全风险方面,高德打车表示,由于信息由第三方接口传输后展示,在信息展示时无法对第三方服务的服务质量、信息的实时准确性和可用性等进行任何形式的保证或担保。用户须自行判断和决定是否使用其服务,承担由此产生的后果与责任。
值得一提的是,高德打车还强调了“用户在使用高德打车服务时发生的任何问题,均由用户与第三方服务商自行协商解决,如果给用户造成损失也均由第三方服务商承担责任。”
有网约车消费者认为,高德打车一方面利用第三方平台收取服务费,另一方面直接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既想坐收其利又不愿承担风险,“起初不知道高德与其他网约车平台的主体关系,看来以后打车要注意了,出事了高德很可能什么都不管。”
事实的确如此。2022年6月,一位郑州女大学生使用高德打车服务,在乘坐由高德打车平台派发给有象约车的网约车后,遭遇车祸丧命。去世学生的亲属表示,事故发生后,赔偿问题迟迟未解决,而受害者所乘坐的网约车为“没有通过任何安全培训和监管的车辆”。
当受害者家属找高德方面沟通时,高德态度冷漠,让涉事乘客找网约车平台对接,高德方不会出面,并称涉事网约车司机证件审核工作不属于高德。“高德说它们只管抽成,不管审核,也不管其他事。”
去年7月份,交通运输部首次公布了5家主要聚合平台的订单总量以及合规率,高德打车当月合规率61.6%,位于携程和美团之后。而后,高德打车合规率波动较大,到10月份已跌至57.6%。
如今监管强化了聚合平台的主体责任,为消费者安全提供更加充分的保障,但高德打车的主动担责意识有待提升。总想把责任甩给第三方,高德打车的轻资产模式轻过了头。
低价竞争拖累司机
高德打车的聚合模式除了给监管带来压力,发生事故后责任难界定之外,还存在平台主导规则,压缩网约车服务商话语权的生态症结。在以价格战抢夺市场份额的过程中,高德打车对C端让利补贴,而成本最终也会落到司机端,吞噬了从业者的权益。
虽然高德打车在阐述商业模式时,坚称与网约车平台属于合作关系,不参与平台对司机的抽成,只是向网约车平台收取信息服务费。但问题是,网约车平台最终还是把信息服务费算入司机端成本,导致了抽成比例较高。高德打车看似不参与抽成,实际上是抽成的受益方。
为了减轻司机成本压力,高德打车成立了免佣联盟,在特定时期向网约车司机释放免佣权益。例如,在元旦节期间高德打车联合免佣联盟合作网约车平台为司机免佣,12月24日、25日,12月30日至新年1月1日,免佣活动将累计覆盖超过100个城市,累计免佣时长最长可达52小时。
对于吸引新司机,提升平台运力,高德打车免佣联盟甚至还推出新司机100单免佣卡,凡未注册过高德打车免佣联盟合作平台的新司机,自注册成功之日起,连续20天,天天享受前5单免佣金。
不过,在司机看来,免佣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压力。“高德最大的问题还是价格太低,在乘客端补贴较多,而平台返利较少,造成同样的里程高德打车却少了很多钱。”特别是早高峰免佣期一过,平台内特惠订单较多,挤压了司机的利润空间。
有网约车司机称,“免佣有啥用,高德平台内价格高的订单较少,爆单也多是小单子,免抽佣下来和滴滴差不多。”其实司机要的不是免佣,而是运价提升,这样司机的收益才会更多。
在上海地区从事网约车职业的王勇(化名)透露,上海地区滴滴每公里两块多,高德每公里还不到两块。以50公里为例,在滴滴平台司机端能到手200元左右,但高德150元左右。据他观察,在上海跑滴滴的司机较多,跑高德打车的多以私家车和对公为主。
在部分时段,王勇也会注册高德打车跑单,高德聚合打车的抽佣比例在20%到30%之间,甚至有时高于其他头部网约车平台。不只是价格低和抽佣高问题,高德打车聚合模式在扣车时,也不会为司机垫钱报销。
多重生态疏漏加剧了从业者对高德打车的信任流失。“免佣时段都不做高德,其他时间坚决不做高德,高德平台低价抢客,严重扰乱网约车市场价格。”从业者认为,现在网约车价格战,一定程度上是高德造成的,乘客端价格确实便宜,但司机收入偏低。
另外,或是看到聚合模式的安全隐患和利润较薄,高德打车也在开始尝试布局自营打车业务。去年,高德上线自营网约车品牌火箭出行,火箭出行的运营主体是北京利通出行科技有限公司,为高德软件全资子公司。业务模式上,火箭出行与其他网约车平台相似,提供经济型、优享型、六座商务、豪华型等用车服务。
先以聚合打车积累运营经营,然后亲自下场抢食网约车业务,火箭出行浮出水面也被市场看作是高德全面参与网约车竞争的信号。在高德偏佛系的战略打法下,火箭出行给行业带来的价格战隐患也不容忽视。
聚合打车模式的本质是流量撬动资本,资产轻且成本可控。高德打车虽然声称不以盈利为目的,但当寒气吹向消费互联网,高德打车也不得不把利润的议程前置。
据报道,2022年高德打车的日接单量达到600万单左右,扣除C端补贴和B端让利后,毛利已经为转正,但高德相关负责人表示总体并未盈利。
对于聚合打车平台而言,合规率与网约车平台相比本就处于弱势,考虑盈利之前,更应该把安全责任、合规运营摆在首位。高德打车如此,其他聚合平台也是如此。
来源 | 产业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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