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点快看：成都首次发现秦简或改写历史：蜀郡西工在汉代前已设立

成都首次发现的秦简或改写历史：蜀郡西工在汉代之前已设立

【资料图】

12月14日上午，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在成都考古中心向媒体展示了两枚刚刚清理完毕的字库街遗址出土秦简牍。

仅凭肉眼，基本看不出这两枚刚刚清理完毕的秦简上的字迹。它们看上去只是黑色的小木片，湿漉漉地泡在塑料盒里，下方垫着厚厚的海绵。

可在考古专家眼中，它们是无价珍宝——

在地下埋藏了2000多年的秦代简牍，在成都地区属于首次出土，也是成都地区年代最早的成篇出土文献。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修复师陈俊橙、字库街遗址发掘现场负责人唐彬和对这批文物进行了初步研究的副研究员左志强分别向媒体详细介绍有关这批秦简的发掘、保护和研究工作。

53支简牍字迹完整清晰

此次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公布的这批秦简，出土自成都市青羊区字库街遗址。

2021年4月~12月，研究院的考古工作者们在大约2000多平方米的范围内，发掘了共计462平方米的地下遗存。

经过8个月的发掘，从该遗址先后出土了一批战国、秦及西汉时期的瓦当、陶器以及铸造铜制武器的石范、陶范等。发现了几处鼓风管、炼渣、炉壁等冶铸的废弃堆积，一些箭镞，以及少量戈范、弩机范、铜鐏范等残件。

其中，简牍主要出土自9号灰坑，包裹在淤泥和草木灰中，经文保中心清理，发现了53支字迹较完整且清晰的，另有已经残断、但可能是简牍的碎片212块。

14日上午，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在成都考古中心向媒体展示了两枚刚刚清理完毕的字库街遗址出土秦简牍，其中一片简牍上有“成都”二字，另一片木牍上则有“西工师”等字迹。

当然，不是肉眼直接看到，而是投影在大屏幕上的红外扫描成像图。

据研究院的90后修复师陈俊橙介绍：他们从字库街遗址秦代灰坑出土竹木器中提取出260余片秦简牍，经过清洗，考古人员通过技术手段认读出秦简上的部分字迹，其中有“成都”和“西工师”等字样。

汉代蜀郡西工或在秦时已设立

此前，根据对史料的研究，我们曾有这样一段历史认定：秦统治巴蜀时期，秦政府曾在蜀郡设置大型工室“东工”，生产军队急需的兵器等产品；两汉时期，官府又在蜀郡设立大型工官“西工”，生产漆器、蜀锦等等。

但因为这次出土的秦简“西工师”，这段历史或许要修正一下。

字库街遗址发掘现场负责人唐彬表示，“西工”为蜀郡西工室，“西工师”是官职名，为西工室机构中管理工匠之吏，字库街出土的遗存很可能与著名的蜀郡西工有关。

早在先秦两汉时期，成都就已是全国最顶尖的手工业生产基地。由于西工的工艺精湛，生产的东西件件都是精品，所以这里的产品基本都是输送给宫廷和皇室成员的贡品。

这些诞生自成都巧匠手中的珍贵金银铜器、漆器、蜀锦，随着汉代开启的丝绸之路流向全国，甚至销往世界各地，可以说是最早的“国际”大企业。

知名考古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王仁湘教授曾在成都博物馆的一场讲座中提到：新疆古城尼雅出土的汉代蜀锦护臂——就是那个织有‘五星出东方利中国’字样、被誉为20世纪中国考古最伟大的发现之一的著名文物，“按照工艺和年代来看，它很有可能也是由‘蜀郡西工’生产的。”

据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员左志强介绍：与“成都”和“西工师”同时发现的这批秦简上，还有“公士”等军功爵名，“革”“軫”等车马类原料及工具名称，以及“十二两”等数量用词以及“二當一”等财物折算用词，和“(卅)五年六月”“廿九年”这样的年代信息。

“结合简牍字体风格，我们推测这批简牍年代为战国晚期至秦代，大体为秦昭襄王或秦王政(始皇)期间。”左志强说。

如此看来，这批秦简无疑昭示了一个令人兴奋的考古新发现：早在秦治巴蜀时期，当年的成都不仅有蜀郡东工，也已经有了蜀郡西工——众所周知，汉政府的行政管理制度很大程度上沿袭自秦朝，因此，汉代西工很可能也是汉承秦制，延续了秦代的工官制度。

秦灭巴蜀的重要一幕，或发生在彭州

秦简，是战国时期(公元前475年～公元前221年)的秦国及后来的秦朝遗留下来的简牍总称。秦简上的文字，对于研究秦的历史，包括法律制度、行政制度等方面，有着无法替代的重要作用。

字库街秦简牍作为目前成都地区年代最早的成篇出土简牍文献，虽然数量不多，但价值十分重要。除了前文所说的、将蜀郡西工的设立年代进一步上推之外，其中新见重要的行政管理制度、职官、历史地理等信息，也弥足珍贵。

左志强举了一个地名为例：逢乡。这个地名见于《华阳国志·蜀志》，见证了秦灭巴蜀的重要一幕——“蜀王自於葭萌拒之，败绩。王遁走至武阳，为秦军所害。其相傅及太子退至逢乡，死於白鹿山。开明氏遂亡”。

四川著名历史地理学家任乃强(1894~1989)曾标注“逢乡，旧籍无考”，也就是不能确定《华阳国志》中所说的逢乡，如今是在四川何处。

而字库街秦简则提供了一个重要信息：“逢乡鹿【筋】十四件”的这句简要记录中，暗示逢乡盛产鹿，与《华阳国志》的“逢乡”“白鹿山”信息契合。

由此推测，“逢乡”的位置很可能在湔江河谷的左岸，也就是彭州龙门山白鹿一带。考古的魅力在这一瞬间熠熠生辉——如今成都人周末休闲常去玩耍的清凉山间，因为这片秦简上寥寥数字的记录，忽然便与2000多年前末代蜀王仓皇奔逃的殒命之处重合起来。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颜劲松表示：在“成都矛”之后，这批“成都简”的出土，不仅是成都地区城市考古的重要新成果，也再次实证了成都悠久而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乔雪阳 图据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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